安徽,踞中国东南部,承东启西,联南接北。得天独厚的地理格局,造就区域内兼容并蓄、异彩纷呈的文化气象。
这里是中华文明演进的重要舞台。远古人类遗迹,呈现人类演化的清晰足迹;星罗棋布的新石器遗存,见证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大势。夏商之际,夷夏交融;两周时期,中原、群舒、吴越、荆楚文化在此汇流绽放,孕育出管仲经邦济世思想和老庄道家哲学,奠定江淮文化的深厚根基。秦汉魏晋南北朝,经济勃兴、文教昌明,三曹风骨开一代诗风,江南开发与民族融合阔步向前。隋唐宋元,大运河贯通南北,商贸兴盛、市井繁华,制瓷等技艺精益求精,一代名臣包拯清正廉明、千古流芳,民族交融日趋深化。明代开国,凤阳中都规制宏阔,影响明清都城格局近六百年;徽商贾而好儒,商行天下,成就“无徽不成镇”的传奇,推动徽州文化蔚然昌盛;有清一代,桐城派文以载道,激荡文坛二百余载,有“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”之美誉。
江淮毓秀,文脉绵长。安徽以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与人文精神,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中,书写了璀璨夺目的精彩篇章。
重点展品介绍
1.吴王光鉴
1955年寿县蔡侯墓出土
直口,折沿,方唇, 颈腹部对置兽耳衔环,内壁铸铭八列五十二字。器表模印蟠虺纹。此鉴是吴王光为其女叔姬寺吁出嫁蔡侯所作的陪嫁器,自铭“荐鉴”。对于研究春秋时期诸侯国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。
2.蔡侯莲瓣盖铜方壶
1955年安徽省寿县西门蔡侯墓出土
盖饰镂空八瓣莲花形。方颈,圆腹。颈部饰对称兽耳。腹部作“十”字带区划。圈足四角各有一兽,昂首跪伏。有铭文6字。此壶形体高大,装饰华丽,为春秋青铜艺术之珍品。
3.鄂君启金节
1957年安徽省寿县邱家花园出土
共发现车节3件(形式和铭文均相同),舟节2件(形式和铭文均相同)。自铭“金节”,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凭证。据节文记载,颁发此节的时间是楚国的“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”,为公元前322年。鄂君的封地约在今湖北鄂城一带。舟节规定鄂君使用船只的限额是150艘。自鄂出发,一年往返一次。水路的范围涉及今汉水、长江、湘江、资水、沅水、澧水等。车节规定的运输限额是50辆,也是一年往返一次。陆路的范围涉及今河南南部和安徽、湖北等地。节文还规定载运牛、马及有关折算的办法,禁止运输铜和皮革等物资。凭此节通过各处关卡可以免税,否则必须征税。
金节是研究当时楚国的交通、商业、地理、符节制度、楚国王权的集中和强化,以及楚王与封君的关系等方面的重要实物。
此“金节”用铜铸成,文字错金。因形似劈开的竹节,故名“节”。这种“车节”和“舟节”,迄今为止仅此一见,因而极为珍贵。
4.铸客大鼎
1933年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(今属淮南市谢家集区)出土。
鼎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青铜礼器,是统治阶级用来“明尊卑,别上下”的等级和权力的标志。铸客大鼎圆口,方唇,鼓腹,圜底,附耳,耳的上部外侈,三蹄足。腹部饰一周突起的圆箍,箍上饰模印羽翅纹,双耳和颈部外壁模印变体鸟首几何纹,足的根部高浮雕兽首纹。鼎口平沿处阴刻铭文十二字“铸客为集腏(zhuì)、伸腏(zhuì)、睘(huán)腋(yè)腏(zhuì)为之”,前足足根和左腹下外壁各刻“安邦”二字。“铸客”,是从其他诸侯国请来的工匠,说明战国时期的工匠已不再是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的附属物,身份比较自由。该鼎在众多楚器当中最为雄伟,为楚王重器。铸客大鼎体量巨大,造型设计上处处追求力量与气势的完美结合,无不呈现出其主人拔山盖世的雄心壮志。
5.龙虎纹四环铜鼓座
1980年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出土
鼓座为圆圈形,上沿四周运用高浮雕的手法塑有怒吼的猛虎与独角翘立的游龙,造型奇特,体型巨大,气势雄浑。器身满饰羽翅纹。外壁饰四个衔环铺首,并铸有铭文两周,上周约98字,下周约52字。从铭文看,此鼓座为钟离公自用之器。建鼓在古代常用于战争、祭祀、娱乐等场合,一般由鼓座、楹杆和形体硕大的鼓体三部分组成,楹杆上部还有旌旗或羽毛之类的装饰物,由两个鼓手相对敲击。
6.兽首鼎
1974年舒城县五里出土
器作兽形,前端兽首突出,双角耸立,双目圆睁,附耳,垂腹,圜底,三蹄足。腹部饰一周蟠虺纹。此式鼎为群舒代表性器物,地域特征明显。
7.龙柄盉
1978年安徽省庐江县泥河区出土
此盉上部作盘口束颈式,下部为空足鬲状。腹部一侧置短流。鋬长而曲,端部为一独角兽首,作回首探视状,形象颇为生动。
8.云纹铜五柱器
1959年安徽省屯溪市弈棋出土
器上竖五柱,等高,间距亦相同。方座中空,四壁微鼓,委角。长方形扁脊的两侧和方座四壁,均饰双钩云纹。此种器形,不见于诸家著录,用途待考。
9.凤纹铜方鼎
1965年安徽省屯溪市弈棋出土
立耳,直腹,平底,矮足。腹部四面纹饰相同,均为长冠垂尾的两只凤鸟,作隔棱脊相对。主纹突出,上下以粗细凸弦纹为栏,无地纹,简洁明快。短足作二箍节相叠,外圆内空,截面呈半环形。这种作法,亦属少见。这件器物融合了中原和江南地区的青铜文化特色。